法律信仰的失落与重建,中国人有无信仰难以用宗教信仰标准判定

传统的法律信仰已然解体,现代法律信仰难以形成,法治正面临着法律信仰危机。就当代中国而言,这种危机尤其严重。我们看到,有法不依、有法难依的现象十分严重,政府制定的大量规则不被遵守,一些强权势力根本不把法律放在眼里,许多人把庄严的法律诺言当作儿戏,执行难的尴尬常常使法院严肃的判决形同具文。所有这一切都与人们缺乏法律信仰有关,因此,重建法律信仰已经成为中国法治的当务之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强调法治和德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既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对治国理政规律的深刻把握”。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实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内涵丰富,对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缺的是具有普遍性认同的信仰

那么,如何重建法律信仰呢?伯尔曼认为,自然法学和历史法学都强调法律的价值,因此,西方的法律信仰的重建,应实现自然法学、历史法学和实证法学三派的整合。哈贝马斯把现代法律分为三个维度,即道德维度、伦理维度和实用维度,前两个维度涉及法律的价值和信仰。他主张,法律中的实用规则,应服从伦理要求;法律中体现集体之善的伦理,应服从普世价值的道德原则。这些主张对于我们思考如何重建法律的信仰,都具有启示。就当下中国法治而言,重建法律的信仰,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治和德治不可分离、不可偏废,国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协同发力。”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要着力于发挥好法律与道德各自的独特功能与作用,取长补短而达至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最终实现法律与道德同频共振的社会善治。德润心,法治行,心主行。国家对社会利益关系的有效协调,需要法律与道德无缝衔接,内外兼治、刚柔相济,以促进社会成员既有德心又有法行。

基于传统中国的天地君(国)亲师信仰方式,传统父母官、天子、圣人等大人物,既是道德楷模,也是信仰对象。近代辛亥革命之后,天地君亲师被转成天地国亲师,而近代政党政治所建构起来的主义信仰,实际上就把这种传统信仰方式,置换成为对领袖、政治的信仰与认同。然而,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当政府官员直接成为经济利益主体,信仰缺失的问题就会自然产生出来,甚至构成信仰缺失的主要原因。

一般说来,法律信仰的形成,往往以信仰之法的存在为前提。因为只有法律可被信仰,人们才能形成法律信仰。信仰之法通常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人们信奉统一的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可以是宗教、道德或自发的价值共识等,而法律是这种价值体系的组成或附属部分。第二,这种价值体系是法律正当性的基础,决定着法律的精神气质,形塑着法律的外在特征,限制着法律的发展方向。第三,由于以上两个特点,法律逐渐凝结为一种生活方式,既是“生活的语法”,又是价值的符码;既是规则的载体,又是意义的表征。事实表明,借助统一的价值体系,信仰之法容易得到普遍的遵守;借助信仰的力量,这种法律易于施行。同时,这种法律也便于维持稳定,因为只要信仰体系不变,相关的法律就不会改变。但是,传统的法律信仰也存在某些缺陷,一是它们偏重追求内在价值,忽略外在形式的合理性;二是它们偏重追求信仰的一致性,压制了法律的多样性和个人自由;三是它们偏重维护法律的稳定性,往往使法律丧失了变化的张力和及时回应实践的能力。

3、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要求法律与道德协同发力

如果不以宗教信仰或信仰宗教来为当代中国人的信仰进行定义的话,中国人并不缺信仰,中国人的信仰形形色色、不一而足。政治信仰层面,中国有八千多万中共党员,一亿共青团员;宗教信仰层面,官方说法,中国社会信仰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等五大宗教者一亿多人(学术界则有三亿多人等不同说法);民族民间信仰层面,依族群、语言、传统及其地域的相异而各有不同;至于文化信仰层面,儒教的信仰者以汉族为主体,人数更是难以统计

在现代社会,法律主要变成了协调多元利益和多元价值的工具,它处在利益的冲突和价值的紧张关系中,因而难以作为人们普遍信仰的对象。例如,偏重保护劳工权益的法律,难以被资本家、企业主所信仰;偏重维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律,难以被生产厂家或经销商所信仰;偏重维护行政主体地位的法律,难以被行政相对人所信仰;偏重维护“异性恋者”的法律,难以被同性恋者所信仰;削减社会保障项目的法律,难以被弱势群体所信仰;反垄断的法律,难以被那些寻求垄断的企业主所信仰;强制服兵役的法律,难以被反战的和平主义者所信仰。这类例子还有很多。

法治与德治相结合,不单是实现道德与法律功能上的互补,更强调道德对法理念、法灵魂的价值统摄性,要求在法律的立改废释中,坚持价值引领原则,使社会主义法律法规反映和体现社会主流价值,从源头上减少或避免合乎法定程序但与善性相悖的立法的产生。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法律法规要树立鲜明道德导向,弘扬美德义行,立法、执法、司法都要体现社会主义道德要求,都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其中,使社会主义法治成为良法善治”。法律不能离开或背离道德是现代法治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即法治与德治不能分离。法治在广义上是“法的统治”,但“法治”的本质是“良法善治”。法律制度不是现代社会特有的产物,自古有之。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不仅在于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健全完备和有效实施,更在于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原则,制定出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的良善法律。为了提高立法质量,保障法律的良善性质,必须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入深水区,解决上述信仰缺失等问题,仅仅是传统信仰的偏重或重建,可说是无济于事的。因为这种传统信仰方法,无法解决社会大众对于政治及其代表的信任危机。所以,当代中国人的信仰问题,既关乎个人的精神关怀、信仰认同,同时也是民主、法治中国建设的基本内涵之一。

作者:高鸿钧,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理事,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法社会学研究中心主任
稿件来源:北大法律信息网 人民法院报 责任编辑:曹美璇 助理编辑:汪文珊
发表评论

良法虽是法治的本质要求,但它不是法律的天然本性,因为立法质量总会受到主客观多种因素的影响。如立法者由于理性能力的有限性以及社会利益关系和矛盾的复杂性所产生的认识和概括能力的局限等,致使有的法律法规未能全面反映客观规律和人民意愿,针对性、可操作性不强。有些实在法,由于个别条款不能随社会利益关系的变化而及时修订或废止,就会导致一些法律法规渐渐失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良善性质而成为恶行的孵化器。因此,要制定出合乎正义精神和良善道德的高质量法律,需要多种条件的保障。需要立法者自身有德,能够秉持正义原则,不为个人或集团特殊利益所羁绊;需要立法者有专业素养,能够遵循立法程序与立法规律,科学立法;要求立法者有人民情怀,能够洞察社会各种利益关系,制定出反映人民普遍利益与意志的法律法规。所以,我国法治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制定能够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的良法,既惩治恶行又保护人民的合法权益。应秉持正义的法理念以及合乎良善道德要求的法原则,及时制定与修订相关法律法规,以克服不完善性和偏私性。“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真正好的法治是良法的治理,而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是良法善治的基础。

中国人有无信仰,很难以宗教信仰的标准来判定

最后,走向法律多元化。中国是一个地域广大、人口众多的国家,各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民族之间以及不同人群之间,存在很大差异,因此,国家统一的立法,往往难以“通约”这些差异,无法符合具体的情境,满足特定的需要。这就需要法律走向多元。具体言之,就是国家主要负责规定基本的宪法架构,确定基本的法律原则,规定基本的法律制度。体现人权原则的宪法是法律信仰的基础。地方或团体的立法必须符合宪法的精神和原则。在此基础上,应授权不同的地区和团体进行立法。实际上,我国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法律自治模式,为多元立法树立了成功的典范。允许不同地区或团体根据自己的情境和需要,进行自我立法,是实现法治“一体多元”的重要途径。

道德与法律是人类交往与合作得以共存共处不可或缺的行为规范体系,自国家产生后,它们始终都是国家治理的两种重要方式。古代中国有着丰厚的德治思想,并形成了独特的德治传统。如荀子坚持“礼刑合用”,“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董仲舒主张德本刑末,提出“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传统儒家既推崇道德的教化作用,也没有排除刑罚的抑恶功能,这种将道德教化与刑罚措施相结合的观念和做法,奠定了古代中国治国理政的基本理念和方式。但传统德治实施的社会基础是人治社会,现代德治实施的社会基础是法治社会,二者运行的社会基础不同,权和法的地位不同。人治社会是人的统治,人说了算,皇权不受法律制约,法律制度是治民的工具。法治社会是法的统治,人依法而为,任何个人和组织都要受到法律的制约,无人处于法之外,无人居于法之上。进言之,传统德治所倡导的德政和德教,是为政者权力无法律制约,仅靠道德自律向善,往往难以形成稳定的行为预期。现代德治是在法律对公权力进行约束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框架下,即在确保法律对公权力制约的前提下强调为政者的道德修养、品德情操与社会道德教化。

至于在佛道教等传统信仰与东渐入华的基督宗教信仰之间,也受影响于日益强化的民族民粹主义的信仰主张。这种信仰主张强调本土传统信仰与外来宗教信仰之间的华夷之辨,认为强大起来的中国人不应当信仰外来宗教,主张以民族信仰共同体为标准,重建一元化的民族信仰。这样也会导致中国人究竟还有没有真正的信仰这一巨大的困惑。

相关文章